鲁迅对老子、庄子的评价

鲁迅对道家思想和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庄子都有深刻的评价。鲁迅对道家思想的评价是：“老子书五千言，要在不撄人心。以不撄人心故，则必至槁木之心，立无为之治。”（《坟·摩罗诗力说》）认为道家思想的实质是在于“不撄人心”，逃避现实的斗争，主张“无为之治”，这确实是抓住了老子思想的重要特证。而鲁迅又说：“老子之言亦不纯一，其无为者，以欲‘无不为也’。”（《汉文学史纲要》第三篇·老庄）老子身经乱世，厌倦了尘世的纷争，但又有救世的图谋，确立了“无为而治”的政治理想。老子试图建立一个囊括宇宙万物的理论。老子认为一切事物都遵循“道”的规律运行：

事物本身的内部不是单一的、静止的，而是相对复杂和变化的。事物本身是阴阳的统一体；相互对立的事物会互相转化，即是阴阳转化。

老子的“无为”并不是以“无为”为目的，而是以“有为”为目的。因为根据“德”来源于事物的规律的“道”，“无为”会转化为“有为”。

从“天地无人推而自行，日月无人燃而自明，星辰无人列而自序，禽兽无人造而自生，此乃自然为之也，何劳人为乎？”

老子所说的“自然”不是类似于神的概念，万物的规律“道”由自然来指定，即是“道法自然”。

因此，道家思想被后来的统治者所利用。在汉代初年，实行“黄老之学”。汉文帝和窦太后都喜好黄老之言；周勃为相，也采用“清静无为”的治国方略。魏晋时期大兴以老庄思想为指导的“玄学”。到唐代，更把道家代表人物老子尊崇为李姓的老祖宗，把道家和道教推到崇高的位置，并且每年必到亳州老君庙祭祀老子。宋代也是把道家与道教当作国教，崇奉祭祀有加。元代开国君主铁木真相信了全真教龙门派掌门丘处机少杀戮、修身养性的话，使道家学说作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独占鳌头，推动着社会的繁荣和历史的发展。

同时，还要看到，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还有“外儒内道”的说法，即统治者表面上是以儒家学说在维持统治秩序，而在统治术上却是实行“道”的一套理论，遵循的是如：“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辨，辨者不善”，“以柔弱胜刚强”，“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大国者下流”，“不以兵强天下”，“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抗兵相加，勇者胜”，等等，都是统治者在政治、军事、外交上所遵守并实行的理论。

所以斑固云：“道家者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面之术也。”包括推崇“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汉武帝以及其后的统治者，均无一例外。

在社会政治的实际影响力上，老子之学要到汉初黄老之治的实施后才正式被试验着，因为在迭经春秋、战国、楚汉之争的社会战乱终告停止之时，人们终于发现争强斗胜的害处以及休养生息的重要，于是老子的政治哲学观点遂被重视。等到西汉强盛，君王开始好大喜功，争战的岁月再度启幕，时代的风气再度转变，然后也再度败坏。

等到魏晋清谈之风起，道家哲学又开始了它的生命力。鲁迅认为，“从汉末至六朝为篡夺时代，四海骚然，人多抱厌世主义”，“到了晋代的名士，就不敢再议论政事，而一变专谈玄理；清议而不谈政事，这就成了所谓清谈了。但这种清谈的名士，当时在社会上却很有势力。”（《汉文学史纲要》第三篇·老庄）

何晏、王弼首开其风。王弼更以简洁有力的注经之作，从理论上深入道家之学并予以阐发，而向秀、郭象则发展了庄学的注释工作。魏晋之后，道家思想并未有鲜明的创造传统之再现，但是道家思想的理路却转为道教、易学与儒学理论的开创所藉用的重要启示，尤其是源自庄子的气化宇宙观，更被广泛且深度地再开发。而同一时期的佛学传播，亦曾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是以道家“无”的智慧原理来表达的，此即世称“格义佛学”时期。

道家哲学主要经过了稷下学宫的黄老学派、庄子学派、秦汉黄老道家、魏晋玄学新道家等发展时期。

道家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比起儒家更为重要，只是在政治思想上“儒”为表象，“道”为实质，以致世人忽视而已。而道家在理论能力上的深厚度与辩证性，则为中国哲学思想中所有其它传统提供了创造力的源泉。道家文化在中国音乐、绘画、文学、雕塑等各方面的影响，则占据绝对性的优势主导地位。就是说中国艺术的表现即为道家艺术的表现亦不为过。道家哲学也对中国政治活动提供了活络的空间，使中国知识分子不会因太强的儒家本位的政治理想而执着于官场的追逐与性命的投入，能更轻松地发现进退之道，理解出入之间的智慧。

鲁迅认为庄子进一步发展了老子的学说。鲁迅认为，“自史迁以来，均谓周之要本，归于老子之言，然老子尚欲言无有，别修短，知黑白，而措意于天下；周则欲并有无修短白黑而一之，以大归于‘混沌’，其‘不谴是非’，‘无始终’，皆其意也。中国出世之说，至此乃始圆备。”（《汉文学史纲要》第三篇·老庄）。

庄子的主要思想是“天道无为”以及相对的认识论，无条件的精神自由等。他从天下万物皆服从于“道”这一观点出发，认为一切事物的相对性都在“道”那里得到统一，一切客观事物的差异也都在“道”那里得到说明。从这种认识论出发，他对待生活的态度是：一切顺应自然，安时而处顺，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在政治上，他主张无为而治，反对一切专制的社会制度，摈弃一切无用的文化知识。

庄子思想从老子思想发展而来。他认为“道”是“先天地生”的“非物”，是精神性的东西，他把老子关于对立面转化的看法引向极端，认为无论大小、长短、贵贱、美丑、成毁等一切差别都不存在。基于这个观点，他认为“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于殇子（夭折的幼儿），而彭祖（传说中最长寿的人）为夭。”他提出“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这就是说可以不必过问是非，生死如一。他不仅认为“齐是非”、“齐万物”，甚至“齐物我”，正如他所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对于庄子的思想还是要从哲学层面去认识。例如，庄子是否颓废的问题，说这是由他的相对主义决定的，可能勉强。因为庄子的相对主义，主要由“道通为一，以应无穷”的思想来决定。在庄子看来，在这个前提下，一切实在的东西都是流动的，相对的。又，庄子的“彼一亦是非，此一亦是非”也不能作简单的相对主义判断，认为是颓废思想的根源。因为这是由庄子“万物与我为一”这一观点决定的。“彼一亦是非，此一亦是非”是对真实的判断，而不是对“道”的判断。在“道”的面前，彼一、此一都是同一的。再次，庄子的绝对精神自由的逍遥，也不造成颓废。这是庄子由“不知之知，就是无知”出发的。不知不是原始的无知，而是经过知得来的无知，是一种更高级的天地境界的无知。